Two Americas in Baltimore
Two Americas: A primer for Europeans
在《火线》成为英国电视上的热门剧集之后，《卫报》邀请我为其第五季，就是有关媒体行业的那一季，以一个巴尔的摩新闻专版的形式，在周日做一次揭幕。到此为止，《火线》显然已经在英国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美式反乌托邦在越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反而越能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来自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观众显然也很乐意相信《火线》完全代表了美国城市的全部，也不乏有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幸灾乐祸。
所以，在《卫报》中，我试图在肯定《火线》的真实性和澄清其戏剧情节的地域局限性之间找到平衡。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奏效，或者能有任何人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在我看来，至少这可以归结为一种我自己的内在立场：我们可以这样说自己，我们也确实会时不时谈起这些糟烂事，但是去你妈的，以为你们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和居高临下的态度批判我们，消费我们真实的痛苦，沉浸在享受中。
巴尔的摩，这是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平凡的一周。八月的酷暑总算消退，人们终于可以开着窗户睡个好觉了；金莺队在美国联盟东区再次垫底；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血腥程度，该市的谋杀率有所下降，如果这种情况有幸持续到秋季，政客和警局指挥官们将开始争相邀功。
《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报道仍然只是浮于表面，所有故事均由既定事实构建：学校将于下周开学，提供一些与往年内容大致相同的次等教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在如火如荼地扩建它们的生物科技园区，那里曾经是巴尔的摩东区的贫民窟，目前贫民窟正在被迫向正东和东北方向迁移；生物科技园对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们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而对于那些工人们，工厂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巴尔的摩的港口仍然在大量的失去入港的货船，它们都跑去了诺福克；今天这里发生一起枪击，明天那里又有哪个倒霉蛋挨了刀子…
总的来说，是个平平无奇的夏天。
哦，除了前些天的那条标题新闻，这件事倒确实有趣。这是一篇令人好奇的文章，一份由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起草的调查报告，一项针对巴尔的摩市区刑事陪审团及当地周边县区陪审团之间差异性的统计研究。
看来似乎，在巴尔的摩，全美暴力犯罪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市区陪审员对于判定刑事被告有罪的意愿，远比周边县区的陪审员要小得多。
这篇报告惹恼了本市的首席检察官，她认为这项结论”在政治上具有分歧意味”，并且要求基金会要么重新修改研究草案，要么彻底让它消失。媒体当然因此开始嘲笑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本地的一些广播节目中，白人脱口秀主持人开始兴致勃勃地猜测为什么本市的陪审员，这些“黑人们”，在事实上正是他们的社区正在被犯罪行为所侵扰的情况下，不能积极的履行他们的市民责任。
在那两天里所有人都好像有话要说，之后呢，当然了，在短暂的一段时间过后，由于迈克尔菲尔普斯和他令人瞩目的包揽金牌数量，整件事情就完全消失在了媒体关于后者的热烈讨论之中。顺便说一句，菲尔普斯来自巴尔的摩。由于他没有被罪案现场的胶带缠身，没有受到预算削减的阻碍，也没有“无法在标准化考试中达到国家平均水平”，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宣称他是一名伟大的奥运选手。这个男孩是会游泳的。
总而言之，不管怎样，这个关于“叛逆城市陪审团”的故事在北京泳池的光辉波澜中被快速淹没，没人真的关心事情背后的原因，更难提费心尝试对此事做任何实际且详细的报道了。
我们发现了异常。做些半吊子不成气候的推测。然后开始假装关心下一件事。
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因，“为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被人讨论的，才是驱动《火线》所有戏剧情节发展的唯一原因。是谁，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甚至手段方法，所有这些其他的情节要素，这些在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反复易手的内容，只不过是些每天都会发生的无关紧要的替代品，可以与一年之前、一年之后和几十年无所事事中的其他现实互换。
“为什么”才是那些赋予新闻工作真正价值的内容，让它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游戏。让政策连贯而有效，让由官僚、走卒和政治领袖组成的集合体变成一个理性和积极变革的可行工具。“为什么“就是一切，没有它，关于人类进步的所有暗示就统统变成了一个宇宙级的笑话。
而在美国的城市，千禧年过后，这个“为什么“已经不复存在。
当我阅读来自英国媒体关于《火线》的评论时，我通常会有一种奇怪和矛盾的感觉。我很高兴这部小剧集得到了如此之多的称赞，我也很高兴这部剧集的基本思想和论点得到了认真的讨论。
但与此同时，我们关于巴尔的摩的反乌托邦叙事在越远离美国的地方却越具有吸引力，这令我感到不适。《火线》的确是一种主流之外的异见，许许多多我的同胞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治理和运行方式同样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分歧。但是不知何故，当是我的同胞们在对这些糟烂事议论纷纷并指出它们的问题时，我的耳朵听起来会更舒服些。
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立场问题，而在于其间的细微差别。我明白，我们的行为鲁莽粗俗，很多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傲慢自大或又装聋作傻。而现在当美利坚帝国的边缘不断受到挤压，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帮我们总结教训并且幸灾乐祸，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情有可原。但这其中的所有情感会导致关于巴尔的摩和《火线》的海外评论走向一些我认为不完全准确的方向。
巴尔的摩并非全盘得落入了地狱。它并没有完全被毒品经济所淹没，就好像那是它最后可以维系的产业一样。并没有帮派成员无休无止地在白日的城市丛林中四处倾泻弹雨。这里没有无法生活，并非缺乏人性，也不是人类绝望痛苦的最大根源。
我就住在巴尔的摩，在一片没有任何上述问题的街区内。我对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信心，我可以驾车带你到城市的一些地方尽情游览，即便是最忠诚的《火线》粉丝也会变成一个傻乐呵的游客。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的魅力并不亚于大多数其他美国城市。
然而，在巴尔的摩的一些区域，《火线》中的剧情毫无夸张，那里上演着你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痛苦，纯粹的浪费和失序，牢固，确凿而又持续。而那些地方，这里我认为需要补充一下，就在我的住处二十个街区以外。
这里是《火线》发生的地方，这些背景也是对巴尔的摩，和美国许多其他城市（我认为这样的类推完全合理），最真实的写照。这片大陆上有两个美国同时存在，相互不予理睬且毫不平等，甚至在最基本的文化语义之外竟无法相互承认。在一个国度当中，每天都有新的亿万富翁诞生。在它的对面，人类的存在对于这个经济实体和社会毫无意义，生命在不断贬值并逐渐走向毁灭。两个世界时刻并存，所有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从我读到的来自远方的关于《火线》的评论看来，比起繁荣，欧洲人更乐意相信我们的衰退。
我曾经引用过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一流的头脑可以同时允许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同时存在”。这听起来就像是丘吉尔会说的话。直到后来某人在读到过更多资料后向我指出，这条格言实际上出自斯科特菲兹杰拉德。
起初我对它不屑一顾，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说像是在为政治中立代言，在为国家事务中精密而又敏感的现实辩护。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文学出处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但是直到《火线》。
就像菲兹杰拉德一样，我们只贩卖情节。无论何时，在拍摄进行的时刻，我都能理解，我们正在与另一个美国争论这一个美国发生的故事。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说到。我们关注毒品，犯罪和种族在这座城市中的千头万绪。我们嘲笑毒品战争不过是一场骗局，并为工人阶级的消亡献上挽歌。我们反思了这里的政治基础和它在试图改变时的无力。我们挑起了公共教育衰退和一个关于我们国家宣称的所谓机会平等之间的斗争。最后，我们指出，在我们的媒体文化当中没人真的愿意触碰那些最困难的问题。
我们没有考虑移民，基本跳过了对性别议程的讨论。我们对金字塔式骗局造成的抵押贷款危机，消失的中产阶级，和所有被中国买走的国债及其可能的隐患都只字未提。我们也没有以美国经济中那些在信息时代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为荣。布鲁克林高地、西洛杉矶、硅谷和马林县离我们太远。天，我们甚至没有在罗兰公园、华盛顿山和陶森，这些定义了一个可行且繁荣的美国的巴尔的摩社区停留哪怕一天。我们讲述了美国的另一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至少在主流媒体中，那里的故事难以得见。这并不是美国的全部真相，虽然它确实根植于现实。正常人谁还能否定这一点呢？
然而在我的国家，却真的还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虽然英国观众可能认为《火线》已经说明了太多问题，但美国人，至少其中的不少人，会很快辩称那并非全部事实，因此继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根本不能代表任何东西。
难道《火线》真的是眼瞎吗？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它花费整整五季的时间去单独描绘美国的那些破碎和残酷？作为一个理性中立的新闻纪实，如果并非仅靠戏剧化的情节驱动，那难道不是它的义务去再谈谈美国那些未被边缘化和抛弃的部分吗？
已经有大约350部的电视节目讲述了那个富裕的美国，那个舒适的美国，那个活力，效率并具有凝聚力的美国。在那里，人们要么努力工作，要么人脉通达，再要么有一张漂亮脸蛋或者不介意疯狂作弊，他们总能成功，得到他们想要的。这样的美国每晚都在电视中上演，在Comcast套餐内的每一个频道上。
曾经，在历史上的某一个短暂瞬间，有过那么一部剧集讲述了美国的另一半。
这真的算多吗？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本周来自巴尔的摩的那篇有关刑事陪审团的报告。就是那篇所有人都觉得对此有话要说，但谁也没有费心调查背后原因的报告。这份报告草案在追踪了巴尔的摩市自2005年七月起一年内的陪审团判决情况后，得出结论，在周围以白人为主的县郊区域内，陪审员支持判定被告最严重指控的可能性大约是市区陪审员的30倍。周边县区的总体无罪释放率为27%，而在市区，这一数值为43%。同时，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在毒品相关的事实案件中，市区陪审员对于判定被告最严重指控的支持率下降得更为明显。
《太阳报》的报道中表明，该报告的核心作者曾模糊地推测，这一统计差异与“当地人口结构特征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太阳报》本身并未提供任何额外分析、报道、思考或者关于市区陪审团这一倾向性的任何解释。
唯一重要的“为什么”，再一次被忽视了。
因为在巴尔的摩这座城市中，我们已经将与毒品的战争播撒到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数十年间永不停歇，警佐变成警队，警长变成局长，市长又变成州长。日复一日，一届又一届的政府，每一次都宣称取得了进展，并在逮捕率、毒品缉获量和其他犯罪统计数据上都得到了所谓的确凿印证。然后又能怎样？仍然没有任何人关心得问一句“为什么“。
没人问为什么，尽管三十年间逮捕和缉获的数量仍在不断攀升，非法镇定药剂和可卡因的供应量和纯度只增不减。没人问为什么，尽管动员了执法部门的所有警力，这座城市的整片区域仍无法逆转的沦为可以自由开火的战区。没人问为什么，尽管警局指挥官们通常总能在大选前的某段时间显著的降低抢劫、强奸、或暴力袭击的发生率，然而谋杀率，由于受害者通常无法被掩盖或假装“未被发现”，保持一如既往的高。而如今，本周，同样无人问为什么来自巴尔的摩市区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有机会通过支持对被指控人的定罪来打击骚乱和无序时，他们却选择了逃避。
这就是巴尔的摩的日常。
为了将巴尔的摩市长推选为马里兰州州长，犯罪率需要下降。当市长无法通过有力的震慑手段合法地达到这一目的时，他下属的警局指挥官们可不仅仅是通过篡改统计数据，在案件报告上弄虚作假让抢劫和暴力袭击等此类事件消失来达成目标，他们还会采取一些更为令人不安的手段。
在他于本市执管的最后一年里，市长马丁欧麦利下令从东到西，在巴尔的摩全市范围内的所有讨人厌的角落内进行大规模逮捕。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10万人被拽到中央登记处，而这仅仅是一座常住居民不到70万人的城市。街角的男孩儿们，走街串巷的毒贩子，惯于小偷小摸的游手好闲的社区居民，是的，他们都被拽上了警车。
但同时，学校教师，城市工人，杂货店店员，外卖和快递员，他们也都被无缘无故的逮了起来，戴上手铐，被粗野的拽到了伊格大街。他们中的无数人不得不被迫在看守所中度过了周末的一晚。有些人遭到了指控，但只有少数人被正式起诉。而在25000个此类案件中，被逮捕对象随后不久就被从拘留所无罪释放，因为根本没有可以成立的罪名，无法向法庭提起诉讼，因为他们就根本什么都没有做。
我没有被逮捕。埃德，多米尼克和艾丹他们都没有。再不或者是我的邻居们，以及那些来自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编辑们，马里兰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们，大家都没有。当然了，我们都是白人。对于我们剧组中的那些黑人演员和工作人员来说，在夜里从影棚返回家中要想不被拦停基本不大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由于一些不存在的“合理怀疑“和不存在的指控被无端逮捕和关押。这场镇压完全针对黑人社区，并且实打实的落在每一个黑人市民的头上。
而如今，仅仅几年过后，又出现了这份报告，让州检察官否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由着所有其他人做些无关痛痒的分析，做些不负责任的揣测。这些被完全抹去基本公民权利，被警官欺骗又无缘无故地拖走拘留不得不在狱中过夜的人，他们在未来的刑事案件中更倾向于不相信执法部门的话，难道这件事真的有如此难以理解吗。
在像巴尔的摩西区这样的地方，毒品战争已经成功地彻底摧毁了除毒品外的所有东西，包括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为了推选一个人到他更高的职位上，整座城市已经疏离了他的居民，并且摧毁了它的陪审团基础。
市长马丁欧麦利此时已成为州长马丁欧麦利，那些曾经支持过他的警局指挥官们也都得到了升职。一家在十多年前拥有四百多名编辑与记者的新闻工作室，已无心关注现实之下的运转，只关心如何编些勾人心弦的肤浅文章和争名夺利，如今编辑室中只剩下二百来号人，而真正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专业人士则更少。当然，一切都没有改变。
是啊，这样的环境对于《火线》这部剧集再好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再编上半季，关于巴尔的摩陪审团的崩溃和城市检察官及司法系统的无能。
这里面也有些吸引我且令我感到意外的事实，那就是《火线》作为一部电视剧集，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娱乐，竟然可能成为了一次聚焦于美国城市沉疴的严肃讨论，这个关于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逐渐变得如此冷漠，肤浅和逃避的故事。
但除此之外又有哪里还在进行关于“为什么”的讨论呢？在选举周期内的政治作秀上，在浮于表面且自我陶醉的媒体中，在那些任何被某个舒适安逸的美国赋予广泛权力的社会构造里，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些问题。想要知道为什么城市陪审团无意再参与这场毒品战争，为什么他们争相从这场集体功能失调中撤离，你得穿越到另一边的美国，去到西费耶特大街、公园高地大道、东麦迪逊街道或任何其他被遗忘的角落。我们此时已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没人有心穿越边界听听不同的声音。
David Simon
· 从事新闻工作 13 年的大卫·西蒙 (David Simon) 是《凶杀案：杀人街上的一年》一书的作者，该书由 Canongate 在英国出版，同时也是 HBO 电视剧《火线》的执行制片人和编剧。